中国近代体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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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体育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中国近代体育史尤以现代化的发展特点而突出。其现代化的发展特点主要可归纳为国际化、社会化和科学化三个方面。
中文名
中国近代体育史
属    性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体育
时    间
近代民国时期
地    点
中国
背    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体育思想
形    式
各地举行的运动会
领    域
社会

目录

  1. 1 正文

中国近代体育史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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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体育
中国近代体育的发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体育思想
早期学校体育的普遍实施
早期体育师资的培训
教会学校与基督教青年会对竞赛性运动的传播
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
学校体育的演进
“五四”运动推动了体育的发展
早期体育团体的建立
20世纪初期体育管理体制的形成
早期的体育运动竞赛活动
华北运动会
华中运动会
全国运动会
参加远东运动会
参加奥运会
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体育
红色根据地及红军中的体育
陕甘宁边区的体育
延安体育会与延安新体育学会
延安大学体育系
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
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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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体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在体育运动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欧美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及运动项目随着西方的学校教育渐渐传入中国,且经数十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主流;另一方面,以中国武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活动虽仍在广大地区的民间流行,甚至在农民革命和起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但从总体来看,已退居次要地位。外国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基本内容。
中国近代体育的发端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产生了“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近代体育的某些内容被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而首先引进中国。从1862年起,清朝政府开始对部分军队实行西式编练。如曾国藩湘军中的水师、李鸿章淮军和清廷的禁卫军等先后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 改习"洋枪"、 “洋炮”、“洋操”。当时的兵操,主要来自英、美,内容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洋务派的武装力量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损失殆尽。因此,战后清廷又重新组织新军,并改聘德国人为教练。如张之洞的"自强军"、胡燏棻的“定武军”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等,都先后以德国军官为教习。这些德国人除了把本国的军事理论和技能介绍到中国外,也把德国体操的许多内容直接传播到中国。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开办了一些以军事学堂为主的新式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等)。这些近代第 1批“新学堂”,也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教师或军事教练,其中尤以德、日教师居多。这些学堂从军事训练目的出发,开始设置体育课。《清续文献通考》记述了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除规定授以英语、测量、驾驶诸科外,在身体操练方面,“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在<光绪政要>一书中,反映出体育课的内容和要求是:“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当时北洋水师学堂体育活动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 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杠、双杠及爬山等。上述项目,一些属德国体操内容, 一些是日本式的赛跑游戏。这同当时所聘用的多为德、日教师是分不开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体育思想 19世纪70年代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在改良派所提倡的新学中,包括了近代体育的思想内容。康有为(1858~1927)在其所著<大同书>“小学院”一章中说:“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益舒展……,体操场,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一章中,提出修建“体操场、游步园、操舟渚”。在“大学院”一章中也强调“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康有为还在长兴里自办学堂,并规定“枪”(兵操)、“体操”及“游历”为教学内容。梁启超(1873~1927)在甲午战争之后所发表的教育论著中,主张教导儿童“习体操”。1897年他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也注意对学生进行“体操锻炼”。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1853~1921)根据进化论原理,阐明了运动强身的道理,他在《原强》(修订稿)中写道:身体“逸则弱,劳则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中国最早接受近代教育与体育思想的人物,他们提倡近代体育,实际是对封建教育和封建武举制的否定。他们宣传近代体育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形成了“耻文弱”的风气。
早期学校体育的普遍实施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人民革命运动迅速高涨。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于1901年开始宣布实行“新政”。此后数年内对文化、教育、军事等进行了一些改革。在教育方面,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未及实行,翌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一章程不仅规定了中国第1个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它是仿效日本学制而制订出来的), 而且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均应开设“体操科”(体育课),并要求从小学到高等学堂,师范及职业学堂每周“体操科”时间为2或3小时(图1)。小学"体操要义"是:"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展, 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 志气勇壮, 兼养成其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36页)。对中学及师范学堂的“体操”,则强调“实用”,规定“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 再进则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则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高等学堂的体操内容同样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奏定学堂章程》还强调,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科“宜以兵式体操”为主。1906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明确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则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223~224页)。足见“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学校教育和体育的影响是很大的。由于“军国民主义”影响,清末至民初,各级学校的体操课内容,除一些徒手体操和轻器械体操外,多半是“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之类的兵式体操。因此人们把上体育课叫做“下操”。这种“体操课”呆板枯燥,锻炼身体的价值很小,不能适应青少年身心发育的特点, 因而曾遭到社会舆论的遣责(图2)。
在中央苏区,每逢“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以及"三一八"、"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几乎都要举行各种运动会。竞赛活动往往结合军事体育、政治教育和文娱表演进行。在举行各种田径、球类项目比赛时,常常有障碍跑、投弹、刺杀、马刀、抬担架、爬云梯等比赛。此外也进行游戏、跳舞、高跷、霸王鞭、表情歌舞等表演和比赛;儿童的比赛中有竹箭射击、打野外等项目。1933年"五卅"纪念日,在瑞金叶坪大练兵场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1次运动大会", 计有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和田径等项目的比赛。少共中央队获篮、排球冠军,红军学校队获足球冠军。这次运动会后还宣布成立革命根据地第 1个体育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大会。
除中央苏区外,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不同规模的体育运动。如在方志敏领导下创建的赣东北苏区,于1931年曾在列宁公园附近修建游泳池,平整大操场。这里常开展田径、球类、游泳、军事体育以及秋千、举石担、爬山、武术等民间体育活动。每逢春、秋两季还召开“赤色运动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地苏区曾有工农红军 30万人。 红军是苏区的开拓者、建设者和保卫者,也是苏区体育的骨干和先行者。体育运动是红军进行战备训练、增强战士体质、活跃部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红军部队中,各种军事体育得到广泛开展。井冈山时期,红军领导人经常带领部队,结合练兵进行爬山、行军、打野外、做游戏等活动。当时常常把部队分成两支,集合在山下,一声令下就比赛爬山夺红旗,优胜者往往奖给3发子弹、两片烟叶或1双草鞋。在红一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中,结合练兵,开展了射击、刺杀、劈刀(又叫“马刀花”)、爬山、跳障碍、爬云梯、木马、投手榴弹、过独木桥等军体项目。红军部队普遍采用“三操两讲堂”制(每天出3次操、上2次理论课)。上述军事体育项目,就是出操的主要内容。此外,跑步、爬绳、跳高、跳远、撑竿跳高、投标枪等项目也是紧密结合战斗需要来开展的。另外,在连队俱乐部领导下,也开展了各种球类、单双杠、打秋千、舞蹈、游泳、棋类等文化活动。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娱乐部工作,作下列各种游艺:①捉迷藏;②玩足球;③音乐;④武术;⑤花鼓调;⑥旧剧等”。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红军中的各种军事技术比赛和体育比赛相当活跃。1933年定8月1日为建军节后,各部队在每年的建军节纪念活动中,几乎都有体育比赛。中央苏区的红军曾多次举行“八一运动会”。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红军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们仍然结合练兵,因陋就简地开展体育运动。有的部队新到一地宿营,常常勘察江河、池塘,以进行游泳活动。长征到达遵义后,红一方面军战士曾同当地中学比赛过篮球。1936年 4、 5 月间,朱德率部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炉霍县,准备过草地时,曾和战士们一起在驻地修建运动场,开展篮球、田径等运动;并于“五一”节召开了运动会。长征结束后,1936年在甘肃庆阳举行了全军运动大会。1936年,红一军团曾举行了“五一”运动大会。同年5月,红十五军团也召开过运动大会,为搞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这次运动会曾邀请国民党的东北军关麟征部参加比赛。运动项目有武装赛跑、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红军中的体育活动,体现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其优良传统为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所继承和发扬。
陕甘宁边区的体育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体育活动,其中以陕甘宁边区的体育活动最活跃。中国共产党中央于长征到达陕北后,开始驻在保安县(现志丹县)。当时在红军部队、工厂和机关中就开展过跳高、跳远、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铁饼和篮球、乒乓球、网球等各项体育运动。1937年 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从此,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就以延安为中心逐渐开展起来。
延安体育会与延安新体育学会 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涌入延安和许多干部学校在延安建立,延安体坛出现了新的局面。1937年秋,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延安工作科下设青年俱乐部,开始筹办延安全市性的体育比赛,并组织群众在延安北门外的大砭沟修建青年运动场。1939~1942年,延安的体育运动形成高潮。为加强对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领导,1940年5月4日成立了根据地著名的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由李富春任名誉会长。体育会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组织和推动各基层单位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军民体质,提高工作、生产和学习效率,为抗日战争服务。体育会成立后,有了一定的经费,在经济、技术指导、器材设备等方面对各单位提供一定帮助。体育会在延安曾提倡每天“10分钟运动”;组织过示范表演和体育照片展览;利用假日、 节日组织全市性运动会和各种比赛。 1941年“五一”节举行了全市工人的球类竞赛;同年"五四”又举行了延安各界运动大会。1942年,在体育会的安排下,中央党校和延安大学曾各派出20多个篮球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对抗赛。1942年 1月25日,延安还成立了一个体育学术机构──“延安新体育学会”。朱德被选为名誉会长。会上决议要对体育、卫生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倡议在延安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即同年召开的“九一”扩大运动会)。
延安大学体育系 为培训边区的体育干部,1941年春,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体部领导下,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办了一个体育训练班。同年 9月,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青干校合并为延安大学,体育训练班就扩大为延安大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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